【共運史話】鄭宇碩：秘密警察與政權的掌控

觀賞有關二次世界大戰的電影，經常看到「蓋世太保」的角色。這傳神的翻譯是指納粹政權的國家秘密警察，全名是Geheime Staatspolizei（Gestapo）。1933年由戈林元帥（Hermann Göring）創立，合併普魯士原有的各個警察組織而成。

戈林是納粹政權的重要領袖，由他創立秘密警察組織反映納粹政權重視以秘密警察為鎮壓異己的有效工具。秘密警察頭子是希特勒最寵信的下屬，秘密警察成為社會的特權階級，橫行無忌，是醜惡的納粹政權最黑暗的一部份。在作戰期間，秘密警察甚至有監軍的任務。

明朝的東、西廠自是中國歷史上臭名昭著，清代雍正一朝也重用秘密警察。中共建國之初，基層群眾組織有效監控普通國民，人民基本上沒有任何私隱可言。再加上細緻的個人檔案制度，雖然在沒有電腦的年代，黨組織的控制異常嚴密。公安系統雖然頗有權力，但其角色在國民日常生活不算突出。

改革開放啟動後，經濟、社會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市民逐漸享有有限的流動性，城市居民也可享受生活上的一點私隱。網絡也為資訊流通提供多一點空間。在經濟市場化的大潮下，基層黨組織和居民組織逐漸削弱它們監控市民的功能。

中國領導層自然不會輕易放手。近年強調加強基層黨組織，連上海的金融商業區陸家嘴也成為建立企業黨組織的重要樣板。流動人口成為受關注的漏網對象，基層黨組織引進一些新猷讓流動的黨員可以納入黨組織生活。

社會信用系統就覆蓋全民，事實上就是電腦網絡時代的檔案制度，連買飛機票、高鐵車票都受到監控。小說《一九八四》的情節成為現實。問題是制度的推行現階段相當成功。不少市民努力在社會信用系統下爭取好表現，為了讓子女甚至孫子能上區內最優秀的中小學等。這種愚民政策在國內的環境有它的威力，起碼絕大部份國民不願留下不良紀錄。

國內的專家和領導層似乎相當信任大數據、雲計算等的功能。阿里巴巴的馬雲甚至認為它們現階段可促成計劃經濟的成功。目前中共政權可以在技術上利用國民的支付系統對其經濟行為和種種交易進行監控；國民亦無從抗拒。數年前，中國當局要求所有新購置電腦安裝一項名為「綠壩」的軟件，進行網絡過濾和審查，然而遇到了不少阻力，包括外國電腦商和網絡商的反對，結果被迫放棄。

隨著科技的發達，監控的手段自然越來越高明。中共當局開始收集國民的DNA資料，新疆維吾爾族成為首個目標群體。人臉識別技術也是中共重視的高科技，一般相信中國這方面的技術已居於世界前列。

近月香港市民對「智慧燈柱」充滿懷疑。在國內的大城市，市民均置身於公安系統的監視鏡頭之下。這項系統正在逐步延伸到小城市甚至鄉鎮；而監控的密度亦會逐漸強化。

然而監控是不是就能確保政權穩定呢？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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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鄭宇碩為前香港城市大學政治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