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运史话】郑宇硕︰对青少年教育的重视

希特勒认为教育的最重要功能就是保证青少年忠于纳粹政权，保证纳粹政权能维持一千年。他非常重视体育，要求学校提倡民族的自豪感和民族的优越感。纳粹掌权后，学校原有的教科书要更换，纳粹教师组织帮忙印发新的教材。1934年一月，政府发出文件要求学校以纳粹政党的意识形态教育学生。

纳粹年代，中小学生经常以纳粹青年组织的制服作为校服。每一节课老师进入课室后，学生均起立向希特勒敬礼，真有点中国文革时期的风气。在大学层面，纳粹政权一开始就成功争取到保守、右翼教授和学生组织的支持，大力排斥犹太裔及左倾的教授。换言之，大学成为思想领域的战场，纳粹政权全力进行政治斗争、政治清洗。

到1938年，大概三分二的小学教师参与了为时一个月的特别训练营；校长亦接到指示要开除拒绝支持希特勒的教师。当时纳粹的青年组织有八千名全职的干事，还有七十二万名兼职的干事，后者多来自教师队伍。

中共政权同样非常重视青少年教育，中小学就有少年先锋队的组织，高中大学阶段有共青团。大学阶段有政治辅导员负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文革时期非常著重学生的出身、阶级成份、政治表现等。改革开放以来，「专」压倒了「红」，学业优异者有较佳机会入团、入党。

年青的大学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拒绝被吸纳入团、入党的倾向。到了九十年代，多数大学生转为务实，有机会入团、入党，视为发展个人事业的好机会。至于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和承担，大学生与党组织均不会过份重视。

从天安门事件到2011年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中共领导人了解年青一代的不满很容易成为社会、政治动荡的成因。1989年后大学新生必须接受爱国军事训练；胡锦涛年代中共投入相当资源提升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吸引力；到习近平年代，上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重点在排斥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潮。从胡锦涛时期开始，投考大学和研究生课程均要通过政治考试，内容主要包括马列主义、国家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

中共当局一方面严控大学生从互联网所能接触的资讯，另一方面又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相号召。1999年大学生抗议北约巡航导弹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大学生希望祖国富强的赤子之心，很容易成为支持政权的力量。

就以最近香港的反修例运动为例，中共在国内主要宣传为香港市民要求独立、勾结西方国家、威胁中国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这样的宣传相当成功地赢得国内舆论的支持。至于海外的中国学生，不少被动员到香港学生组织的活动去踩场。

这当然反映当地中国使领馆的动员能力。中国留学生为肤浅的爱国主义所动员，另一方面亦明白当地使领馆就他们行为的报告，会影响到他们出入境的自由和毕业后找工作的机会。当然，不少中国留学生的名贵跑车让香港学生和当地社会侧目。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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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郑宇硕为前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