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评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人类困境与中国机遇

正如该报记者所言，在这次“大国‘成人礼’”上，充分意识到自己重要性的“中国已经不再躲避风头，不仅不再避免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发生直接的‘交锋’，而且还积极表达自己的声音”。

中国选择了这样的姿态，不仅是出于财大气粗和国内政治的考虑，而且也是因为看到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在道义和国内政治上的困境。

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相信，如不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人类将难以避免一场空前的气候灾难。但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无法说服自己的人民为避免这一灾难做出令其他国家满意的牺牲和贡献，却寄希望于说服发展中国家做出更多让步。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民主的政治制度恰恰是导致美国和西方国家政治领袖难有更大作为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专制中国的统治者此时则享有民主国家所没有的巨大优势。无论在减排目标还是资金贡献方面，中国领导人都具有让西方领导人羡慕的政治空间。

12月14日的《经济观察报》报道以“争吵 争吵 争吵，什么挡在了你我之间？”的引入标题，发表了该报对欧盟首席气候谈判代表Artur Runge-Metzger及中国谈判代表吕学都的专访，巧妙地对国民传达了中国认为西方太小气，“不厚道”的嘲笑。

在欧盟看来，把现行每年5亿到10亿欧元的资金援助水平提高到今后每年100亿美元的水平，已是一个很大的努力，但这个水平，仅相当于中国在高峰时每月购买美国债券平均水平的1/3到1/2。真正的问题是，与欧盟认为气候变暖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相比，欧盟援助水平真是太少了。

那么，中国是否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呢？为什么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承诺采取了有保留的欢迎态度呢？这是因为中国并没有对减排的总量做出明确承诺，留下了相当大的变数。

首先，中国承诺的是单位GDP碳排放减少40%至45%，因此，碳排放的减少总量将取决于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继续高速增长，按照Artur Runge-Metzger的说法，不能保证全球气温下降两度的目标。Artur Runge-Metzger没有敢说出来的另外一个更大的不确定性，是未来中国的领导人是否能够兑现现任中国领导人的承诺。一般来说，减少单位GDP的碳排放量，越到后面难度越大，而六四以后中国政治领导人的一个通病，就是把作好事的风光给自己，而把难题留给后任和后代。

一周来﹐哥本哈根大会的种种风波表明，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重危险，人类似乎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很可能为了区区几百亿美元投资负担的分歧，而极大地增加几十年内遭到千百倍损失的风险。从人类整体利益看，这显然是不理性的，但从各个国家和政客的个别利益来看，又是理性的，难有别的选择。

在我看来，人类的这一困境，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那就是承诺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支持，这不仅能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还可以换取对中国外汇储备保值的某种国际安排。巨额的外汇储备，已成为中国的沉重负担，面临著随美元贬值而贬值的极大风险。如果中国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为条件来换取国际对部分外汇储备保值的支持，应该有相当大的谈判余地。

有报道说，索罗斯10日向发达国家提出方案，以特别提款权的方式融资1000亿美元，作为“特别绿色基金”用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能源，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的资金来源。

从财力上说，中国完全有能力作这个“特别绿色基金”的最大出资人，因而获得保值的谈判权。若毛泽东在世，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机会，“为人类作更大贡献”，但胡锦涛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