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评论﹕广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意义

从十月一日开始，广东开始实施“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这是大陆土地制度的一个突破，对广东乃至全国都会发生重要的影响。

什么是“集体建设用地”？对这个术语，许多大陆人都搞不清楚，更不用说身在海外的人了。在内地经济不发达地区，村里面的非农业用地，基本上都是用于农户住房的宅基地。集体占用的建设用地非常之少，无非是村内的道路，学校和村委会办公室等公共建筑的用地。当然，对于农村工业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村里面的非农业用地就比较多了，除了宅基地，还有一些用于发展乡镇企业的土地。这一次广东土地制度的突破，主要就是允许这些农民集体所有，但已经转为非农业用途的土地，合法流转，与国有的土地享有同样的价格和权利。

十一前夕，《南方周末》对这项改革的背景进行了专题报道，揭示了导致这项突破的经济和政治原因。首要的原因，就是农民对政府“征地”的抵制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政府的一些征地计划不能实现。大陆政府的所谓“征地”，近似于白日抢劫。几千元或几万元一亩征来的土地，转手就可以增值十倍百倍。而农民则从此失去了生计。农民岂有不反抗之理？政治上，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因征地而发生的对抗和冲突，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大陆安定的因素。为了稳定大局，大陆的中央当局，强令限制地方政府继续大量征用农民的土地。但是，要维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地方政府又必须要克服土地不足的瓶颈。于是，广东政府把目光转到向农村大量存在的所谓“集体建设用地”。

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原本多是农民集体所有的农业用地。在八十年代，广东珠江三角洲的许多村庄，都以低廉的地租，吸引香港人投资办厂，换来村民的就业和收入。地租低廉，再加上缺乏规划和统一开发，“集体建设用地 ”的利用效率，当然不如苏州和上海的开发区那样高。为了与长江三角洲竞争外资，广东必须要提高工业用地的数量和整体开发的质量。但是，分散破碎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成为政府的障碍。广东政府起初想通过强行征地的办法来吃掉农民拥有的“集体建设用地”，但是，这个企图遭到了农民的有力的抵制。

为什么广东农民能够比较有效地抵制地方政府大规模征地的企图呢？从南方日报的报道来看，珠江三角洲农民拥有的“集体建设用地”总量已经非常大。据国土资源部门估算，珠三角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占全部建设用地总量的50％以上。佛山市南海区，数字接近50％，东莞市，这一比率在40％以上，而深圳宝安区，比例高达80％。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建设用地，早已进行私下交易。政府如果把这些价值不菲的土地廉价征用，政治和经济风险无法控制。

那么，允许农民集体所有的非农业用地，和国家拥有的非农用地，在同一个土地市场上同权、同价交易，有什么经济和政治的意义呢？其经济的意义是，通过市场的整合，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工业用地效率可以显著提高。那么，这一变革是否意味集体所有的土地私有化的前奏呢？如果没有太石村事件，我也会这样去想。因为对农民来说，维持土地集体所有的成本可能会相当高，如果允许农民自己做选择，用不了多长时间，农民内部就会通过交易，把产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样，也就完成了“集体建设用地”的私有化。

但是﹐太石村事件表明，广东政府将要继续操纵农村基层的政权。这不仅仅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集体建设用地”上市后，更有了直接的经济需要。还因为广东政府将通过对基层农村政权的控制，实现对整个非农用地上的控制，保证自己的经济发展意图不受到民间产权的干扰。因此，我现在相信，广东“集体建设用地”上市，对于扭转广东过渡开发的趋势，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也不会强化农民的权利。

不过，广东土地制度的这个突破，对于其他地区的农民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将鼓舞各地农民，更齐心地抵制当地政府的征地企图，为自己和子孙的将来，留下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