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评论﹕广东治安困境的全局意义

最近，《南方周末》以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报道了广州市治安面临的严峻局势。这篇题为“一个城市与抢匪的战斗”的长篇报道，披露了一些重要信息。首先，当地刑事犯罪的猖狂与凶残，已经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罪犯为了抢劫财物，不惜将被害者的手脚砍断。这些来自贫困农村的青年，成群结夥，经常乘摩托车抢劫，在广州被称为“飞车党”，而深圳人则称为“砍手党”。“飞车党”， “砍手党”的受害者往往也是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因此，被劫的财物其实非常有限。报道提到的一个受害者，左手被完全砍断，行凶者只抢到21元钱。很明显，犯人的心态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

其次，抢劫犯罪数量居高不下，从2000年以来，在广州地区平均不到半小时一起。警方采取了各种严厉打击手段，但不能扭转局面。今年以来，十三个县区中，有五个地区的抢劫案发率，上升超过百分之四十。而且，作案手法越来越恶劣：有用辣椒水喷面抢劫的，有团夥合作在偏僻路段扼颈、殴打并抢包的，有用面包车把人强拉入车内，抢劫完后再推出车外的。

如此糟糕的治安，当然引起巨大的民愤。但是，广州当局并不认为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当局把目前治安严重恶化的局面，完全归咎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大量外来人口。广州市政法书记张桂芳认为，广州近年来在治安上投入的人力、财力是前所未有的，但犯罪分子仍如此之多，是因为外来人口犯罪连年攀升。他指出，2003年抓获的疑犯中83.8％的人员属外来人口，2004年升至87.5％，今年上半年已达88.2％。张桂芳称，按此趋势发展下去，今年可能突破90％。

更重要的是，张桂芳还明显暗示，目前大陆的法律脱离实际，束缚了地方当局手脚。大批抢劫犯只受到轻微处罚，无异于鼓励他们再次犯罪，并鼓励更多的人加入犯罪团夥。《南方周末》的报道还明显地披露，面对外来人口罪犯的狂潮，广州警力已经疲于奔命，一些居民甚至不得不被迫违法组织自卫。

在报道的最后，记者借一位被迫组织自卫的居民的口说，他相信加强治安综合治理，标本兼治，还是可以根治猖狂的抢劫犯罪的，“尽管难度很大”。熟悉大陆媒体的人都能读懂，记者在这里表达的恰恰是相反的意思，那就是当地人对改善治安并没有信心。

事情很清楚，广东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治安问题，唯一的办法是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入，但是，这个权力并不在广东人的手里。不过，广东人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一向避免报道本地负面消息的《南方周末》，此次用如此引人注目的方式，自暴当地治安的严峻局面，而不惜影响广州的“形象”，显然是有来头的。这是广东当局借地方媒体向大陆当局施加压力，要求改变对人口流动的现行政策，允许广东限制外地人口的流入。

那么，大陆中央当局会不会支持广东当局的要求呢？我以为，大陆当局要支持广东的要求并非易事。因为这将意味著一个十分重大的政策转折，其经济、社会后果，难以预料，有很大的政治风险。

但是，广东治安形势的困境表明，如果不限制人口流入，内地庞大的贫困和失业人口有可能给广州和珠三角地区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在废除“流动乞讨人口遣送办法”之前，广东事实上是靠随意侵犯人身自由的来限制流民的数量，但是现在的舆论和法律环境已经使过去的办法不可行。

如何在符合法治原则的基础上，控制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大陆当局对此可以说并没有做准备。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大陆居民的迁徙自由应该受到什么样的限制？其法理的基础何在？多年来，大陆当局一直企图回避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明白，他们已经很难继续按照百姓都是臣民的传统法理来处理这个问题，但如果引入主权在民，住民自决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原则，则无异于颠覆自己的权力。可以推测，大陆当局将尽可能对人口流动问题采取拖延的方针。他们究竟能拖多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广州和珠三角地区治安以什么样的速度和规模进一步恶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州治安问题的意义，早已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而具有了重大的全局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