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耀明評論】主觀猜測、不理事實兼曲直不分的郭偉健判案

香港網媒《立場新聞》兩名總編輯被判煽動罪名成立，因為主審的國安法官郭偉健認定，《立場》不僅發表11篇煽動文章，更認同作者的煽動意圖。

這裏先不說源於殖民年代的煽動觀念有何問題，也暫不爭議煽動意圖由故意擴闊到罔顧是否搬龍門，單看郭法官對事實的判斷和推論方法，並據此裁定《立場》有罪，已經令人大開眼界。

例如《立場》2020年7月1日的社論批評《港區國安法》實施後「一國兩制」走樣變形，新法制下，香港人失去結社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香港過去與大陸的重大差異—自由—消失，也失去其原有價值—「強國邊陲不滅的榮光」。郭法官的反駁是《港區國安法》生效不足12小時，根本無從得知如何執行，文章亦沒有提及《國安法》的好處，卻將香港「描繪為極權政府統治的地方」，分明是抹黑。

他雖然接近法官生涯的最後階段，似乎也有所不知，只須分析法律賦予執法機關的權力，尤其是《國安法》授權行政當局自行制定執行細則，不須立法機關審議，自然可預見政府權力坐大、個人權利收窄的變化。當然他也不會明白，傳媒的功能在於監察政府，不限於出現問題之後才發聲，更需要預警問題的出現，才能及早找到解決辦法。

《立場》不忍香港自由消失　堅守傳媒監察角色

四年多來的發展，見證《立場新聞》準確預告新香港的變化面貌。郭法官不表欣賞大家不會意外，他隨便批評《立場》抹黑《國安法》也都算了，總不能生安白造，因為《立場》不忍香港自由的消失而發出哀鳴，批評政府新措施不當，改變「一國兩制」的制度原則，便大扣帽子，上綱上線，指他大逆不道，即「不接納一國兩制的憲制秩序」，質疑北京及特區政府的合法性。更可笑是穿鑿附會，因為文章用了「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等用語，便認定「立場」是「眷戀英國統治的時代」，但何以待人嚴、律已寬，法官沿用殖民地煽動法律以言入罪又不算戀殖呢？

法庭論斷拿不出證據是問題，有證據卻看不見，問題就更大。例如針對6月12日立法會警民衝突，警方被指使用過度武力鎮壓民眾，《立場》作了不少報道，之後發表社論，指警方用「武力築成的高牆，若行政機關可以躲藏在後任意妄為」，便必須被提醒，「他們的權力並非來自政權，而是來自人民，他們的槍不應指向人民，他們築起的高牆，不應該成為阻擋人走向自由的路上。」

法官不理事實　警暴與執法不分

郭法官反駁，根據警隊條例，警隊職責是維持公安，並且警方必須採取行動保護立法會，因此認為《立場》指責行政機關利用警隊「保駕護航」，推行暴政，欠缺事實基礎。問題焦點其實是警方有否採用過度暴力，不是反對警方執法，法官應按事實作出裁斷，不能拿警隊條例對職責的理想規範，理所當然地看作事實，甚至以此反控批評者中傷警方。更且，當年警方企圖暴力清場，就是讓政府可以罔顧市民的強烈反對，繼續在立法會恢復二讀通過《逃犯條例》，那不是「保駕護航」又是甚麼？

更難得的是郭法官迎難而上，試圖用短短兩頁的論述，為2019年「七二一事件」，即元朗站黑社會無差別襲擊市民的罪行平反，指事件是兩批市民互相爭執、毆鬥，從而反駁《立場》對警方不作為的批評，以至反控批評者言論有欠公允。

法官的論述，看似不知道或者不介意幾點重要事實：一是白衣人有組織有預謀，手攜攻擊性武器，夜晚在元朗街頭聚集多時；二是白衣人聯群結隊操上元朗站，用藤條襲擊市民，不論是否身穿黑衫（或示威者），甚至孕婦也不放過；三是警方早於事發多個小時收到消息，黑社會當天會在元朗聚眾「搞事」，以至警方收到市民報警約四十分鐘後才抵達現場，令本可制止的暴行不幸發生。郭法官沒有觸及這些事實，更沒有半句怪責警方，由始至終，他着眼於無差別襲擊開始後，站內有人向白衣人射水，以印證衝突由雙方爭執惹起。不過，當攻擊與自衛也不加分辨，法官是否建議大家日後聽天由命，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以免法庭將受害人誤會為參與打鬥者？

法庭審訊理應明察秋毫，公平公正，但若法庭如上述可以讓主觀猜測代替證據，同時不顧事實又重點錯置，曲直不分又輕重倒置，由此得出的事實裁斷只會顛覆常識。當法庭如郭法官那樣確認中央及特區政府的憲政措施絕對正確，警隊行為無懈可擊，有組織罪行看作街頭糾紛，媒體憑常識常理批評時政而煽動罪成，又何難之有？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