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八旬人生】忠于没恐惧的自由

202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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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yee2.jpg 李怡的客厅藏是一片书海。 (李智智摄)

【李怡八旬人生】忠于没有恐惧的自由

周一(13日)是支持民主抗争的香港知名作家李怡84岁寿辰,其笔下记录了六七暴动、九七回归及占领运动等多个重要历史时刻,他接受本台独家专访回顾逾半世纪的写作生涯时,感叹近年香港的前境只有悲观,直至去年一场反修例运动,涌现了一班勇武抗争的年轻人,展现无畏无惧的牺牲精神,令他在晚年对香港重燃希望。(李智智  报道)

走入李怡的居所,一股书香扑面而来,望向客厅书柜的一大片书海,恍似闯进了他的文字世界。他的《一分钟阅读》电台节目言犹在耳,再细看书架上琳琅满目的著作,记录了逾70年香港历史,还有中国抗战变迁、文革、民运及台湾民主运动的见证,著实是华夏文化的历史藏宝库。

今时今日的香港风起云涌,反修例运动风波未平,又遇上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已届84岁的李怡感触良多,喝了一口茶,慨叹香港是波折重重之地。

原名李秉尧的李怡,1936年在广州出生,战乱期间于1948年移居来港。数年前,他曾发文这样形容香港:「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给我更多,使我更爱,纵使日渐变色也只激励我老骥伏枥,要螳臂挡车力抗沉沦」。

年轻时归属左派的李怡毕业于左派中学,1955年为亲共出版社打工,及后向《文汇报》文艺版投稿获刊登,开展其写作之路。他称自己当时对香港并没有任何身分认同和归属感,「香港人、政府都没有」。

李怡与太太梁丽仪。(受访者提供)
李怡与太太梁丽仪。(受访者提供)

李怡说:因我在国共内战时受教育,是爱国的,觉得香港始终要收回,到了六七暴动,对社会很大影响。

到了七十年代,成为李怡人生的转捩点,亦因其当时创办《七十年代》(后改名《九十年代》)左派月刊的逆转,改变了其写作方向。他是左派中少数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从中国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倒台,他对中共一步步从内心矛盾走到否定和失望。当左派势力不再容许《七十年代》让读者和作者畅所欲言时,他不作半点妥协,毅然脱离左派,变为反共文人,奔向思想的自由。

李怡说:没有甚么妥协,我以前脱离左派,都是不想自己的自由意志被支配。。(左派对我的刊物)不去印、不去发行、不投资、不登广告,那些都是没有所谓,那些小动作都是我承受得起的东西,如果在大陆就承受不起。在港英时代,我们是很安全,我觉得这里是没有恐惧的自由,是不用害怕,害怕的只是失去了工作,少了一个写作的地盘,或者是经济上对你的制裁。相对跟大陆干部比较,干部反了一个白眼,你就会发抖,那是不同的。如果我在大陆,我是会怕,我不敢这样写。如果像(公民记者)陈秋实去了武汉,我是做不到的。

李怡难忘在1980年对当时刚获平反的上海《文汇报》创办人徐铸成的一次访谈。他说,徐铸成在上海办报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于是到香港创办香港《文汇报》,1949年回中国,换成共产党掌权之下再办报,竟然又被打成右派,过了20多年贱民生活,于是他访问徐铸成时问:「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同因言论自由受到打压,两者有何不同?」

李怡说:他的讲话是很经典,在国民党时饿肚皮,工资低,甚至炒人、封馆,但我回家时,回(上海)龙塘时,邻居却竖起大拇指,说我厉害。所以身体受少少折磨、经济上,但精神上我觉得自己是满足。但到共产党时,我是跟住做,他叫我百家争鸣,我就百家争鸣,我跟著做。但一个运动来了,就将我打成贱民,不只是经济、财政上受影响,而是人格上将你羞辱,所以亲戚朋友见到我都视若无睹,我家人、除了老伴,连子女都要与我划清界限,精神折磨想起来是一身冷汗,后面一句更精彩,他说见到刘少奇都是如此,那就没所谓。这你可以看到,对于言论打压,从来掌权的人都是不喜欢批评。

李怡的一家合照。(受访者提供)
李怡的一家合照。(受访者提供)

80年代末,面对香港九七年主权移交问题,李怡曾打算逃往西方自由的国度。

李怡说:香港回归是中国一部分,1986年已想离开香港,如我仍可撰写想写的东西,我就做中国人,如果我是记者,我采访的事情,可以如实报道,不需要被扭曲,不需要左删右删,不需要「政治正确」,我就做中国人。如果教书,我可凭自己的学识、凭我知识教学生,不是要靠「政治正确」观念,又扭曲思想,我就做中国人。如果我是做生意,只要不违法,甚么都可以做,我就做中国人。如果都不行,我要做一个人,不做中国人,当时引起很大争议,现在观念仍是一样。

最后,李怡没有放弃香港,皆因他仍可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亦有属于他的读者群。他形容香港是「一个难舍难离的孩子」。

九十年代,李怡遇上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之后一直为《苹果日报》撰写专栏逾20年,他的文章成为香港民主运动人士的精神食粮,他本人亦同时变成中共「眼中钉」,由2014年占领运动至去年反修例运动,频遭共媒、「蓝丝」,甚至是前特首梁振英点名狙击。

两个月前,黎智英因参与反修例游行被捕,加上香港多个媒体遭言论打压。李怡认为,中共大清算来临,惟他心中并没有半点恐惧,坚持「手写我心,实现自我」。

李怡称,在发展香港民主的路向上,他和黎智英的意见并不一致,但对方尊重其写作自主,一句也不会改。

李怡说:那时候他(黎智英)是不支持本土,他是支持泛民,他都是想中国好,然后香港好。我说这个世界的民主,没有哪个地方的民主是自上而下恩赐予你,所有民主都是集中在本土的民主,世界上没有哪个民主在一个更高权力赐予你。

李怡(前左二)与黎智英(后左一)相识于九十年代。(受访者提供)
李怡(前左二)与黎智英(后左一)相识于九十年代。(受访者提供)

李怡过去都主张由香港人自己去争取民主自由,而去年反修例运动,见证了港人自主意识和身分认同的觉醒。

李怡说:「反送中」运动虽然甚么都未得到,但有一样东西是很清楚,所有香港争取民主的人,现在都是本土意识。就算是蓝丝到外国,都会说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这身分对香港影响深远。「反送中」这件事可看到,「一国两制」基本上是破产,现在是对未来不确定的时代。

在反修例运动中,一班年轻人走到前线,为香港的民主自由勇武抗争,展现牺牲精神,是李怡人生的最大觉悟,更令他对香港重燃希望,「每一刻都想站在年轻人前面」,只恨年事已高,怕成为年轻人的负累。

李怡说:我去年人生最大的觉悟,就是发觉年轻人不只是勇气,是一种牺牲的精神,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未来。如果你问牺牲甚么,我可以牺牲的东西很少,他们牺牲的东西很大,很长远前途。智慧都是你想像不到,从文宣、各大报登广告、民间记者会,那首歌(《愿荣光归香港》),那种善良和智慧,令我很佩服。当香港回归后,我就对这地方不抱希望,但年轻人让我重见希望。

李怡最后用一句说话总结其人生:「悲观而积极人生,对人本身是悲观。乐观者与悲观者之别是,悲观者比乐观者得到的资讯多很多,对人类社会愈了解,愈难乐观,但悲观不代表消极,而是你积极把握当下,不背负良心去做每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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