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庭】示威涉違限聚令案　申上訴至終院法官押後裁決

在香港，有政黨及公民組織在港府訂立「限聚令」抗疫後集會遊行，其中李卓人、梁國雄、黃浩銘等8人被裁定「參與受禁群組聚集」罪成判囚。各人上訴卻被駁回，當中7名被告周五（23日）再向高等法院申請上訴至終審法院的許可，法官將押後一個月內頒布裁決。

吳文遠未參與今次上訴許可申請

本案是首宗違反限聚令而提出上訴的案件，亦是首宗涉及限聚令檢控罪成而申請上訴至終院的個案，涉及的7名上訴人，包括工黨李卓人、麥德正、郭永健、何偉航，及社民連黃浩銘、曾健成和梁國雄，各人被指「參與受禁群組聚集」，違反《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聚集)規例》第599G章第6(1)(a)及6(2)條。7人中現時有兩人正被還押，分別是李卓人因涉及支聯會案，以及梁國雄涉及民主派初選案，但梁國雄周五未有到庭，只有李卓人由囚車押送至法院。至於原審時被告之一的吳文遠，就未有參與今次上訴許可的申請。

上訴方質疑案中遊行是否屬「受禁群組聚集」

上訴方提出7項法律爭議，包括對法例第599G章中「群組聚集及受禁群組聚集」的正確詮釋；參與和平集會可否構成參與「受禁群組聚集」的合理辯解；參與「受禁群組聚集」罪行是否與集會自由及言論自由的基本人權並行不悖；在規例正確詮釋下，兩個群組間保持至少1.5米距離，應否視作1個聚集群組；法律上須否證明被告有特定意圖參與4人以上群組聚集，及證明參與「受禁群組聚集」罪行所需的犯罪意圖；本案定罪相稱性的恰當判斷界線；以及本案定罪及判刑能否通過相稱性測試。

代表上訴方的大律師黃宇逸陳詞時指，案中爭議涉及判斷被告分成4人一組遊行，大部分時間保持1.5米的距離，是否屬「受禁群組聚集」，引述上訴庭判詞指，「只要各組合之間距離有1.5米，便是為法所容」，是不屬須解散的群組，因此上訴人有合理理據，爭議他們的遊行並非須解散的群組。此外，亦應從整體聚集情況作判斷，即兩組人有少於1.5米距離的情況也只是「瞬間出現」，對判斷他們是否受禁群組聚集非決定性。

世界盃球迷睇波分開聚集　不視作一群組

本案早前上訴同由法官黃崇厚處理，黃官在判詞中曾指，第599G章第6條的「受禁群組」，針對的是有充份關連的4人以上的聚集；第10條的「須解散群組聚集」，針對的是現場有超過一個聚集組合，而不同聚集組合的總人數超過4人的情況，當時並裁定案發時8人屬同一群組，聚集並沒有合理辯解，亦無關法律爭議。

另一名辯方代表大律師詹廷鏘就提出，爭議引伸出相稱性的恰當判斷問題，指「受禁群組聚集」跟「須解散群組聚集」兩者之分別是不合理及專制，未能通過相稱性測試。他舉例指，如按法庭裁斷，如多個群組的人一同觀看世界盃直播支持阿根廷隊，即使分開聚集，也會影響公眾健康，惟他們不會被視作一個群組，成為「受禁群組」干犯限聚令，認為執法尺度任意和不合理，便不能通過相稱性測試。

律政司一方強調案中沒執法雙重標準

上訴方指，如果條例單純是為保障公眾健康，那「受禁群組聚集」跟「須解散群組聚集」不應只是因為兩個群組互相認識、有共同目的或曾互相交談，即界定他們為同一個群組聚集而獲不同待遇。而上訴人案發時行使和平集會、遊行、示威的權利，對干犯控罪有「合理辯解」，惟黃官多次認為，有關問題是關乎事實裁斷而非法律裁斷，示意不能成為上訴理據；黃宇逸就回應，認為是否構成合理辯解，可同時牽涉事實和法律爭議，涉及應用「相稱性測試」，因此可視為法律裁斷，又認為此案是最「完美」的案件，讓終審法院就行使和平集會、遊行的權利是否可視為「合理辯解」。

律政司一方就回應，重申案中沒有出現執法雙重標準，而「受禁群組聚集」和「須解散群組聚集」是針對不同的聚集情況，應以保持1.5米的距離作其中一個決定性因素分辨，此距離的要求沒有可爭辯之處。此外，上訴人行使基本權利時，不必然屬於合理辯解，而第599G章屬法例，無須通過相稱性測試，條例列明豁免對象，其實亦已考慮相稱性問題，認為上訴方未能說服法庭可倚賴這個「合理辯解」。

法官黃崇厚聽畢雙方陳詞後，稱須時考慮，將押後一個月內頒下判詞宣布判決。

曾健成就在法院外向傳媒表示，「限聚令」成為政府「手上皇牌」，限制所有集會，惟「姜濤誕」及世界盃期間，逾千人在街上聚集，亦有球迷為自己國家打氣，故顯口罩令和限聚令「基本上根本係政治判決」。

案件編號：HCMA187/2021

記者：吳婷康/程文　責編：李世民　網編：劉定堅